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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姨

來源:《上海文學》2019年第1期
作者:裘小龍
發布時間:2019.01.22

在人生長長的因果鏈中,許多事其實一環扣著一環。有些事當時顯得微不足道,沒怎么去注意;也有些事先前已忘了,但后來又想了起來,匯合在一起,突然呈現出新的意義,就像普魯斯特在《追憶逝水年華》中所寫的那樣,有時候,意義甚至可以是因為一塊小餅干。

今年年初的時候,我姨江敏從上海打電話到美國來,說國內有親戚提議,要為她辦九十歲生日。我想我明白她的意思,開始琢磨什么時候回國一次,再忙也得擠時間出來,因為有太多的理由告訴我要這樣做。

還在上世紀40年代末,我父親在上海開辦了一家小型香精廠,我母親說,敏姨小時候就失去了雙親,于是他們讓敏姨從鎮海出來,白天在香精廠學做會計,晚上進修自選的課程,夜里就睡我們家的小閣樓。那一年她才十六歲。誰都沒想到,她接下來的大半輩子就與我們家生活在一起了,算起來已有七十多年。

她一直沒結婚,更始終把我們家當成了她自己的。六七十年代中有相當長一段時間,不少親戚朋友都突然立場堅定起來,信誓旦旦地要劃清階級界線,從此再不踏進我們“黑五類”的家門檻;敏姨因為自己的業務表現,已被上調到市輕工業局的食品工業公司,擔任資深會計,她的成分成了“革命干部”,卻從未想過要搬出“黑五類”的小閣樓。她不但繼續住那兒,增加了她的租金與菜金,還時不時買些南翔小籠包、老大房奶油小方等難得的點心回家。

她說公私合營時是父親做主給她定的二百元“保留工資”,現在國營香精廠把父親的工資停了,從她這里稍稍補貼些,理當如此。

緊接著,“月黑風高”,父親單位里的造反隊打上門來抄家了。按理講,這不至于沖擊到屬于“紅五類”的敏姨,問題是她還住我們家的閣樓,關起門來也難成“一統”,階級立場可疑,顯然有為“黑五類”窩藏財富或罪證之嫌?!捌扑呐f”的人們在家里整整抄了兩天三夜,翻箱倒柜,還真殃及池魚,把她的小閣樓也翻了個底朝天,抄走了鎮海老家為她準備的嫁妝——兩副她珍愛的銀臺面——重足足六十四兩,還把一副不那么起眼的錫臺面踩得稀巴爛??v然如此,敏姨依舊沒有要搬離的意思。

父親晚年曾半開玩笑地對母親說,她太寵敏姨了,結果敏姨怎么都舍不得搬出閣樓。母親怪敏姨性子太倔,自己認準了的事不肯更改。他們所說的早年情形,我自然不可能見到,不過,在父親患病的日子里,我看到敏姨每天都要跑一兩趟仁濟醫院,有時還在觀察室的臨時加床邊陪夜。那些日子在醫院,甚至在病人中,也都有著“紅衛兵”或造反隊組織,時刻不忘要對階級敵人在每一個角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不過敏姨從未因此猶疑、畏懼過,該到醫院來的時候她照樣來。有一次,住院部的一個“油膩”男醫生甚至好奇地私下問我,敏姨在我們家里到底是什么身份。我瞪了他一眼,自然,什么也沒跟敏姨說。

不久,“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席卷整個中國,敏姨卻悄悄去找了她公司領導,想方設法托關系辦了法律手續,把我妹妹小虹過繼為她的女兒。接著,為了能讓小虹在中學畢業后去“全民工礦”企業頂替工作,她毫不猶豫地提前給自己辦了退休。

小虹從小就屬于那種乖孩子,人也忠厚老實,但我小時候卻據說頗有些“野”,不怎么喜歡跟在大人后面轉,還常常自行其是??晌矣浀?,在我父母親自顧不暇的年頭里,好幾次的蘇州、杭州之旅,都是敏姨帶我去的。那些在虎丘、六和塔、滄浪亭前的黑白照片,讓我的同學們也開了眼界?;叵肫饋?,她年輕時真還挺“時髦”的,不但喜歡旅游、拍照,床頭邊更時不時放一本翻譯小說,巴爾扎克或狄更斯的;周末,她會在小鋁鍋子里煮咖啡,在煤球爐子上用鐵絲夾子烘面包。也正是由她領著,我第一次嘗到了凱司令的栗子蛋糕、新雅的煙熏鯧魚……據她說,還有一次帶我去國際飯店十八層樓吃過大餐,雖然這一幕我后來怎么都回想不起來,可一切也因此更顯神秘、誘人,給那段黯淡的日子隱隱增添了一抹難得的色彩……

也真巧,年初與敏姨通完電話不久,溫哥華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邀我三月下旬去那里講課,有友人因此說起,該大學離西雅圖很近,海南航空現在有從西雅圖直飛上海的航班。海航的座位空間據說遠比美國所有航空公司的都來得舒適,網上甚至在傳說,航程中還有“燒錢”似的促銷優惠。一來二去,我與小虹商定了行程以及其他安排:三月下旬去溫哥華講課,然后坐海航從那里直接回上海;敏姨的生日酒席就預定在3月31日。我回國平時住浦東,考慮到路太遠,特意在小虹家后面的假日酒店訂了幾天房,去看敏姨時方便一些。

也真不巧,29日下午班機抵滬,來接機的妹夫忠敏告訴我,就在那一天上午,大約七八個小時前,敏姨突發蜘網膜下大面積腦溢血被送進了醫院。

在隨后的幾天時間里,小虹、我以及家里的其他人每天都要跑醫院兩三次。只是敏姨已完全失去了意識,一直處在昏迷中。上海醫院的規矩現在相當嚴,絕大多數時候,我們只能排隊等在監護病房外,排到了,通過電腦視頻往里面看僅僅幾分鐘的時間,氧氣面罩下的敏姨看不出任何有知覺的跡象。視頻看了,還只能繼續往下等,等向醫生了解敏姨病情的時間,不過他們都很不樂觀。

等在醫院的走廊里,感覺像在一條看不到盡頭的暗黑隧道。小虹忍不住一陣陣低聲抽泣,告訴我說,就在我回國前幾天,敏姨特地到網上訂了一箱正廣和鹽汽水,因為我有一次隨口說起,國外喝不到鹽汽水。敏姨為她的生日特地準備了紅包,其中一個是給我女兒裘莉的,還交代了要把一件從未穿過的皮大衣留給她……小虹很后悔,說要是知道敏姨會這樣突如其來病倒,真應該提前一兩個星期帶她到“老正興”去一次,那是她喜歡的一家飯店。

小虹在一旁傷心不已,不過,在父母親去世后這些年里,她其實都在盡心盡力地照顧敏姨。上海的家前后已搬了好幾次,敏姨每一次都跟著一起搬。在新房子里,她再不用爬梯子登閣樓,有她自己的一間房間,也有了空調、衛生間。她的晚年生活應該說相當舒適、愜意,用她自己的話說,日子好過。在這個意義上,小虹或許無需抱太大的遺憾。

反倒是我,最近二十多年來,遠居異國,一年至多回來一次,行色匆匆,也就與家里人吃上幾頓飯,泛泛聊幾句,未能盡更多的義務。尤其是這一次回國,如果不是早先考慮到自己講學、航班舒適等諸多其實不那么重要的因素,我本來應該可以早些日子回上海,也不至于未能在敏姨發病前趕到,在她意識還清楚的時候說上幾句話。

細想起來,這些年還有一件與敏姨有關的事,至今仍讓我感覺不是滋味,盡管我可以為自己找解脫的理由:當時年輕,太幼稚了。

“文革”后期,父親的身體垮了,我別無選擇地成了全權代表,與國營大眾香精廠“革委會”的老薛商談,怎樣具體落實處理抄家物質的問題。老薛據說在1949年前是跑街出身,身上有一股江湖味,手上戴一枚碩大的鉆戒,說起來一套一套的。他客氣地稱父親為“裘先生”,對“破四舊”革命行動中的一些過激行為也不無微詞。不過,當時所謂的退賠,充其量只是象征性的。許多被抄的人家根本就未能留下什么清單,到底抄走了什么,得由造反隊說了算;即使個別人家被抄后列出一張單子,譬如說多少件金銀首飾,到了退賠時卻只能按首飾的總重量估算。

我還記得,那個晚上父母親忙著低頭認罪交代挨批,根本就顧不上我,香精廠的造反隊隊長要我滾得遠遠的,不許對那些正翻抄出來的“封資修”“四舊”再看上一眼。于是我就從老虎窗爬了出去,獨自登上屋頂,像一只貓,聽黑暗的瓦片偶爾在腳下碎裂,在神秘而荒涼的星光下來回兜著圈。屋頂上,父母親先前從不讓我在那里踏出去一步,我卻第一次感到那么自由自在??善婀?,也就海闊天空了那么一小會兒,又忍不住悄悄從拉窗中探頭看下去。只見那隊長抓起一大把首飾,在手里掂量著,好像隨口說了聲有多少兩,他的助手在一張紙上記下,我父母親在滿屋子紅袖章中間,突然變得那樣渺小,哆嗦著、抽搐著,像兩只小耗子夾在了老鼠夾子中,再也無法掙扎,也無暇去看一眼抄家者在紙上寫什么……現在,到了落實政策時,清單上果然清清楚楚地寫著這一項幾兩,那一項幾兩……當時一兩黃金官方牌價人民幣九十余元,如此這般加起來一算,抄家物資退賠就完結了事。

父親那時早已喪魂落魄,更漸漸病入膏肓,對政府的“落實政策”,自然感激涕零(后來看電影《牧馬人》,主人公在獲得平反時熱淚盈眶,發自內心地大聲感激黨和政府,這一鏡頭中的歷史,讓我想到了當年的父親)。然而,敏姨卻“不合時宜”地發火了,她在抄“四舊”中被抄走的銀臺面,做工精致,據說出于名家之手,清單中只列出凈重六十四兩,折算成約一百八十塊人民幣。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她拒不接受賠款,要求實物退還。然而,她的銀臺面早已不知道被扔到、藏到哪個爪哇國去了。抄家物資中有很大一部分去向不明。香精廠的造反隊后來分成兩派,打起內戰時,一派貼大字報指控另一派私下吞了最值錢的珠寶,但沒有親眼目睹的證人或證據,充其量也只是兩派造反隊之間的大字報貼來貼去而已。能說會道的老薛因此無言以對,只能跟我說敏姨性子太倔,要我幫忙來一起做做她的思想工作,希望她能顧全大局,收下“落實政策”賠款,讓上級政府安排的抄家退賠工作能完滿結束。

于是我真這樣回家去勸她了。不料敏姨立時沉下臉,說我不懂事,也不要我管。她接受不接受賠款不是錢多錢少的問題,顧全大局也輪不到她這樣的小人物來瞎操心……她的一肚子火轟得我灰頭土臉,好一陣子都抬不起頭。

敏姨不肯就算了,這件事我原以為到此就告一段落。沒太久,“文革”結束,再過一段日子,父親在長期患病后去世。要處理他的后事,我不得不又與老薛打起了交道。除了一大堆免不了的場面話,老薛對“裘先生”在“文革”中的遭遇深表同情,接著他又說他知道,父親生前最放不下心的是我哥哥曉偉。曉偉從小患小兒麻痹癥,幾近癱瘓,更因肺氣腫哮喘經常出入醫院,他在里弄生產組斷斷續續地打些工,沒有醫保,所有的醫藥費都只能在我父親工資里扣,成了很大的一筆開支。父親去世了,誰還能負擔得起呢?老薛因此主動提議說,不妨由他來代表大眾香精廠“革委會”,與里弄生產組聯系一下,告知“裘先生”去世后家里的實際困難,爭取讓他們出于對殘疾人的人道主義關懷,解決曉偉的醫保問題。關于殘疾人的福利,他聽說上面現在正醞釀新的政策,可以作為一個切入點。他顯然想得很周到,也講得很策略,不愧多年搞政工工作,經驗豐富。我剎那間變得與父親一樣,成了個只會鞠躬感謝的機器人。緊接著,老薛又引出了另一個話題。敏姨的那筆賠款,她至今仍不肯簽收,香精廠“落實政策”的工作因此留下了尾巴,很難向上級交代,他感覺到了壓力。他坦承敏姨遭受了不該遭受的損失,但“文革”是整個國家的浩劫,誰又能真正幸免呢?說到底,大家現在還是都應該向前看。最后,他慢慢看著我說,“文革”后我考上華東師范大學,又越級考上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上過報紙新聞,這些他都聽到、讀到了。如果我現在要再說些什么話,他想敏姨應該會考慮一下。

我頓時明白了老薛的意思。這是一種交換,我幫你的忙,你也幫我的。關鍵是這個忙我不好幫。上一次與老薛商談抄家物資退賠事宜后,已過去了兩三年,銀臺面對敏姨蘊含著的情感價值,我多少有了些新的理解。在為她準備的嫁妝中,銀臺面可說是燦爛的象征。雖然她沒有結婚,這卻依然象征著她和雙親曾經的夢想。她拒不接受人民幣賠償,在潛意識里,或許也意味著她無法接受夢想的最終消失??蓵詡サ尼t保確實是父親的、也是當時體弱多病的母親的一大心病。要是這問題真能因此得到解決,我這個“野路子”兒子就算做了件還靠譜的事。而且,老薛的話聽起來也并非毫無道理。許多年前,在敏姨的小閣樓里,我曾找到過一本名叫《牛氓》的小說,書中的主人公喜歡一首民歌,歌中悲涼地唱道,“在莫哈奇戰場上丟掉的更多”。在中學的同學們中,我常被認為運氣還相當不錯,可我不也同樣失去了十年本該在校園里度過的時光?如果敏姨能想開些,未嘗不是好事。我想了想對老薛說,我愿意再找敏姨試試,但這得等一個合適的時機。他同意了,他知道敏姨性子倔,貿貿然說上去會事倍功半。

我至今仍不知道老薛到底與曉偉的里弄生產組談了沒有,或談得怎樣(我自己同時也在到處托人找關系),但我寧愿相信老薛確實盡了全力。過了不算太長的一段時間,曉偉的醫保問題居然還真得到了解決。老薛并沒有怎樣來催我,我開始催我自己了。

又是一番陰差陽錯。那些日子我正好去北京出差,在朋友家里意外地發現了一副銀臺面。據說這很可能只是鍍銀的,不怎么太值錢,卻讓我第一次見識到“銀”臺面的真面目。擺滿整整一張餐桌的銀杯子、銀酒壺、銀碟子、銀筷托、銀湯匙……除酒壺是兩把外,其余的每樣十二件(杯子和碟子大小各一套),美輪美奐,琳瑯滿目。這許多銀器皿組成的一副臺面,在抄家物資清單上列出足足凈重三十二兩,也就不稀奇了。眼花繚亂、又一時沖動之際,我好說歹說,把臺面強買了過來?;蛟S,這可以用作一個話頭,與敏姨談抄家物資的退賠問題,也多少能彌補一些她在抄家中所遭受的損失。

回到上海家里,我剛興沖沖在桌子上取出銀臺面,敏姨就勃然大怒地站起身,說這一切與我無關,憑什么要我來“實物賠償”?當年造反隊抄家就是強盜搶,不能讓這些人搶了,再來落實所謂的政策,用幾張小鈔票贖買偉大、正確的感覺,仿佛歷史從此就得到了改寫。敏姨以為我又是在莫名其妙地自以為是了,想代表父親來對她做出賠償,當年造反隊抄家是沖著他來的,讓她無辜受到了牽連??晌矣衷趺聪蛩驯澈蟮囊磺薪忉屒宄??話到了嘴邊——關于曉偉的醫保,關于我和老薛間因此的默契——又咽了回去。有些事恐怕越描越黑。我只能不吭聲,父親的遺像在背后默默注視。那成了我記憶中最尷尬的經歷之一。

老薛后來沒再找過我,我自然也不會去找他。那筆抄家物資退賠款,敏姨始終沒有簽收。對上級政府來說,這其實根本算不了什么。更多、更大的事都被遺忘,被湮沒了。好像是兩三年前,小虹說敏姨曾偶然提起,她被抄走的銀臺面中不僅僅有各式各樣器皿,還有像天女散花等人物擺設,工藝精致得難以想像……至于那副鍍銀的,我再也沒有取出來過,至今仍在老房子某個角落,為蛛網封存,在吃灰……

在醫院的走廊里,我沒對小虹說什么。在重癥監護病房外的等待,已夠沉重了。從一開始,醫生就說敏姨日子有限了,果然,還不到一個星期,敏姨悄然去世,始終未能從昏迷中醒來。

親友們聚攏到臨時設起的靈堂中,在遺像前,翻來覆去地說著他們能想到的安慰:說到底,敏姨也算高齡了,況且這是她生前期盼過的去世方式——沒有太久的折磨,沒有意識的痛苦。

只是,這樣安慰的意義中好像總感到欠缺了什么似的。

小虹于是開始忙碌,奔東奔西,忙種種喪葬安排,我跟在后面,亦步亦趨——在上海,也只能像上海人那樣行事,縱然對這些越來越繁瑣復雜、越來越物質主義、越來越莫名其妙的禮儀習俗,我幾乎插不上任何話。

國內這些年的變化確實巨大,觸及到生活的各個角落,甚至也在殯儀館。我原以為火化已提倡這么多年了,相對來說應該簡單,可一位西裝革履的殯葬經理微笑著告訴我:火化,也必須要為逝者購買棺木。要燒掉的棺木也分經濟、舒適、豪華等不同類型,價格不菲。棺中不僅僅要放入傳統的錫箔,還得加上形狀更逼真的金錠、銀錠,多多益善。小虹自然是一一照辦,在殯儀館里外不停地刷卡。

國內還有一個機構跟這些習俗有關——退管會。敏姨退休前的工作單位,上海市輕工業局食品工業公司,在這些年幾經合并、改制,現在成了梅林正廣和集團,其間人員變化很大,更因她已退休多年,對那趕來的退管會許干事來說,敏姨恐怕只是長長名單上的一個陌生名字,現在要劃掉了。不過這不成為問題,她不用忙小虹在忙的具體事務。許干事肩負另一個重要責任:代表逝者的單位念一篇蓋棺定論的悼詞。在中國,工作單位對人一輩子意義的最終話語權,在這一刻算得到了淋漓盡致地體現。對敏姨來說,她在食品工業公司工作的日子無疑是重要的,但許干事對敏姨在食品工業公司之前、之后的日子所知甚少,在食品工業公司之外的生活更一無所知。但這影響不了單位悼詞的權威性。平心而論,悼詞寫得四平八穩,十分政治正確,“江敏同志熱愛工作,熱愛生活,熱愛國家……”都沒錯,句句充滿意義,但所有這些也都能放到為另一個人念的悼詞中去,換掉名字、生卒年月就行。

喬治·奧威爾在一篇題為《政治與英語語言》的文章中,極力反對空洞、模糊、千篇一律的陳詞濫調。在他看來,像這樣的語詞運用只會讓說者與聽者懶得去具體、獨立、批判地思想,沉浸于頭腦的惰性中。當然,要用奧威爾的標準去要求一篇悼詞,似乎也不盡公允。

但生死大事,這樣一個場合,我的思路并沒有隨著那篇悼詞延伸,反而轉了個向,“緊隨的一條條街像一場用心險惡、/ 無比冗長的爭論 / 把你帶向一個使你不知所措的問題……”換句話說,敏姨一輩子的意義究竟在哪里呢?

我恐慌起來。至少,在大廳里正繼續念著的悼詞中,我未能找到自己記憶中的敏姨。思緒一團混亂,敏姨去世前后回想起的零碎片段,又猝不及防地倒灌入腦海,在下意識中,就像《荒原》中那孤獨、無助的“釣魚者”,盡管背后一片荒蕪,卻還是想用記憶的“片段來支撐我的斷墻殘壁”——

譬如在那些階級性淹沒了人性的日子里,敏姨怎樣選擇留在“黑五類”的小閣樓中;譬如在“文革”落實政策的過程中,她怎樣不妥協,不讓那些作惡者逃脫責任;譬如在“憶苦思甜”是官方宣傳的主流時,她怎樣執意帶我去國際飯店吃大餐……這些事在其他人的眼中,或許都微不足道,甚至不政治正確,肯定都不能寫到此刻的悼詞中去……

許干事的悼詞終于念完了。全體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小虹遵循新的習俗,走上前,從花圈上拔下一朵朵鮮花,一層層鋪在閃亮的金錠、銀錠上,姹紫嫣紅地蓋沒了敏姨;我則在棺木蓋上一錘錘地釘下釘子,在樂隊的吹打聲與眾親友的哭泣聲中,護棺送出去火化……

乍看上去,祭奠禮儀中所有能想到的細節,似乎都為敏姨想到、做到了,可回到家,面對那間已空了的房間,又一陣茫然。在許干事念悼詞時想到的一系列問題,越來越讓人不知所措。

我平時喜歡讀《金剛經》,有一次更讓我小說中那位書生氣的探長,在破了件血腥的謀殺案后,也搖頭晃腦地讀上片段,感嘆人生的無常與虛妄,“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只是,對人們想當然地以為是佛系的概念,如超度、來生、投胎等,我卻說不上怎么信。如是我聞而已。小虹看來要比我虔誠得多,不止是五十步與百步的差別,現在坊間種種正流行、正推出的新老禮儀習俗,她堅持要一樣樣做下來,不厭其煩,不能或缺。

大殮后,是頭七、二七、三七、四七……每次都要在敏姨的遺像前點上香燭;放上迷你型的小錄音機,按下按鈕就會不停地念唯一的一句話,“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擺上十來碗敏姨生前喜歡的菜肴,據小虹說,菜肴的選擇與碗數,也都有一定的講究與學問。一陣風吹過,敏姨遺像前的香似乎哆嗦了一下,掉了一小截。在場的親友們異口同聲說:“看,敏姨回家來了。真顯靈了。多吃一些,盡情吃?!?/p>

做完七,自然還得燒錫箔和冥幣,就在小虹家門口的弄堂角落。什么都在與時俱進中。冥紙中現今有信用卡,有可自填金額與收款人名字的空白支票,有“天地銀行有限公司”發行的十億元大票面現鈔,上面印玉皇大帝(或閻羅王,我分辨不出)頭像,還有“陰間銀行”全球發行的美金(中英文對照,可惜上面英文字母的拼寫錯誤百出)……火光熊熊燃起時,親友們在一旁陪著、念著,“敏姨,安心用、盡情用……”

或許,在祭拜中的人們看來,此時此地為敏姨所做的一切都充滿了意義,就像葬禮中念的悼詞一樣(雖說官方與民間的意義會有所不同),生者與逝者之間的虛空也因此得到了填補。

冥紙已漸漸燒成了灰,一角快燃盡的灰白色殘片,在一陣怪風中翩翩舞動起來?!罢娴?,所有匯款的信息正在傳送過去,比電匯都快,敏姨肯定收得到。她在那里不會缺錢花,別擔心?!币晃荒挲g稍長的親戚在我身旁說,一臉的欣慰之情。

說到底,意義本來就很難說一定有或沒有,但大多數人都在這樣做、這樣說、這樣想,于是好像也就算有了吧。

我不響,卻想到了兩年前在旅途中讀的一本小冊子,英國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寫的《生活的意義》(The Meaning of Life,英文中的Life一字可翻成“生命”,書名因此也可譯成《生命的意義》)。伊格爾頓一開篇就說,現在幾乎不再會有哲學家或理論家愿意寫這個題目,因為每個人對此都會有不同的定義和解釋:說到底,你心目中的意義很難會是我的,也不太可能會是他的,在不同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正經歷著劇烈沖突、變化的今天,更是如此。涉及到后現代哲學中的相對主義問題,事情愈加不容易講清楚。伊格爾頓接著舉了一部荒誕派的電影來引出他的論述,電影的片名還真是“生活的意義”。在這部徹底無厘頭的影片中,蕓蕓眾生都在做著些莫名其妙、荒謬絕倫的事,卻又做得十分投入,樂在其中;至于這樣做的意義,別人都摸不著頭腦,他們自己也說不大清楚。如果一定要說有什么近似意義的話,或許可以說:在如此這般的忙忙碌碌中,人們似乎在找這一種或那一種自己能接受的、或自欺欺人的解釋或感覺,使生活稍稍好接受、好忍受一些。

伊格爾頓那本書,一路旁征博引,洋洋灑灑地寫到結尾,對什么是生活的意義這個問題,依舊還是沒有給出自己的答案。不過,在這弄堂的角落,眼前暗黑的灰燼卻讓我突然想到,人們圍繞著敏姨的忙忙碌碌,何嘗又不是像那部電影中的人物一樣,用這一種或那一種方式,試圖在為生活(或生命)尋找可以延續下去的意義呢?抑或說,試圖通過流行的禮儀或話語體系,為敏姨、也為自己,來尋找聊勝于無的解說或解脫,使生活中本來難以忍受的悲痛稍稍好忍受一些。

但真的只有這樣的意義嗎?

接下來是五七,小虹在寺院訂了一場相當規模的超度佛事。這是重頭戲,我當然得去。夜里睡得不好,也看不進書。在敏姨去世前后所想到的一些念頭,仍時時沸起,像湯中的沫。我索性早早出了門。

走在曾是那么熟悉的路上,我又想到了李商隱的兩行詩,“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到處只見新的、陌生的建筑和地標,僅剩下很少的幾處沒拆,依稀還能辨認出過去的痕跡,激起殘剩的回憶。

路過凱司令西點店,我鬼使神差地轉了進去,還真一眼就在柜臺中看到了栗子蛋糕,花色遠比以前繁多。我挑了一個兩斤的,記得小虹說過,必須要有些供品放在寺院的佛事供桌上。接著經過藍棠皮鞋店,想起老詩人辛笛多年前就住在這家店旁的弄堂里,他跟敏姨曾在食品工業公司共事過;我憑著這層關系,曾冒昧地去過他家里幾次,聽他談國內三四十年代的現代派詩歌。后來,辛笛在公司開會時對敏姨說,我在翻譯的那些外國現代派詩很有意思。她一回家就逐字逐句、興高采烈地復述了一遍……

在寺院的佛事供桌上,我挑選的栗子蛋糕多少顯得不倫不類,小虹所準備的大多是來自功德林等店家的傳統凈素食品。我說栗子蛋糕是敏姨生前喜歡的,她沒說什么。

因為商業化的運作,一場佛事收費昂貴,要花去小虹兩三個月的退休工資。她挑選了最高規格的一檔,由九個和尚念《地藏經》,共四個時段。我請教其中一位年長的和尚,問他選擇《地藏經》是否因為其中的孝與母親救贖主題,但他瞪了我一眼,仿佛看到了一個外星人。站在旁邊的表姐忙跟我解釋:超度念《金剛經》,做七念《地藏經》。這種區分倒也簡單明了,可問題是,做七不也是為了超度?更荒誕的是另一筆費用——給和尚們的紅包。按小虹的說法,老話說老和尚念經,有口無心;給了紅包,他們會念得較專心致志,超度亡靈的法力因此也會好些。只是,要收了紅包才念的經真能這樣起作用?供桌上的糕點,大多蓋有小紅印,仿佛這樣一來,就成了逝者能享用的美食,其中的邏輯我不懂。我不響……

幾年前,我在瑞士參加一個文學節,在那里吃到了據說是歷史最悠久的栗子蛋糕,不僅僅味道醇正、濃郁,到下午四點后,還打對折,吃得我都不想去文學節的晚宴了。那一個下午,在靜謐的洛桑日內瓦湖畔,我想到了敏姨。許多年前,在她帶我去的凱司令西點店中,異國風味和情調曾讓我感到如此神往——我有沒有想到過后來還真會去國離鄉,走得那么遠?佛家說,一啄一飲,莫非前定;一些看來是微不足道的事,敏姨當年不經意地做了,很久以后,卻在意識或潛意識里,促成了這樣或那樣的選擇。這種說法難免有牽強之處,只是冥冥中的因果,誰又真能說得清楚?

佛事結束后,小虹在飯店訂了一桌羹飯,我讓她把栗子蛋糕也帶過去。席間,大家又說到敏姨的往事,間接地或直接地,與他們的交匯在一起。從某一角度看,羹飯、佛事、祭拜等禮儀習俗,都是帶有特殊氛圍的場合,讓人們聚在一起,想一想逝者所做的一切,雖說雪泥鴻跡,其實也在注視著自己。然后,努力地去做生者該做的事。

我于是又想到了伊格爾頓書中的問題。也許,生活或生命的意義不僅僅在一個人的自身,也在自身與他人的遇合中。敏姨的意義在對我的意義中,也在對他人的意義中,這些各不相同,說不上什么普遍性,卻又連接在一起,如同約翰·多恩所寫的那樣:沒有一個人自身就能成為一座島嶼,誰都只是大陸的一小片,大海的一部分——

忠敏站起身,開始切栗子蛋糕,作為飯后甜點,分給在座的人們。他熟悉西餐的規矩,小虹低聲說了一句,“敏姨也是很喜歡西式蛋糕的?!?/p>

大伙舉起凱司令特制的小匙——嗚呼,尚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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