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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哈密,并非只是重返了故鄉

來源:《北京文學》2009年第1期
作者:丁燕
發布時間:2019.01.23

作者簡介

丁燕,女,詩人、作家。上世紀七十年代出生于新疆哈密,1993年起居住在新疆烏魯木齊,以詩歌創作為主,被譽為“葡萄詩人”。2010年移居廣東東莞后,以散文和紀實創作為主。

出版有《工廠女孩》《工廠男孩》《沙孜湖》《低天空:珠江三角洲女工的痛與愛》《陽光灑滿上學路》《木蘭》《雙重生活》《和生命約會40周》《第一個365天》《王洛賓音樂地圖》《饑餓是一塊飛翔的石頭》《午夜葡萄園》《母親書》《我的自由寫作》等多部作品。

作品曾獲第六屆、第七屆全國魯迅文學獎提名獎、《亞洲周刊》2016年年度十大華文非虛構獎、2018年勞動者文學十大好書獎、文津圖書獎、徐遲報告文學獎、百花文學獎、《中國作家》“鄂爾多斯”文學獎、《中國作家》“古鎮”報告文學獎、廣東省魯迅文學藝術獎、廣東省“九江龍”散文獎、東莞文學藝術獎等國內外多個獎項,系中國當代“70后”代表作家之一。

每個人的故鄉都是美好的,而要能體驗到故鄉的美好,需經過長時間的磨礪。2017年盛夏,我回到了哈密。在這里我度過了人生最初的22年,而現在,我離開它已有24年。

我雖然出生在這個東疆小城,但從世俗意義上考量,我和它已處于完全脫節狀態。自1993年離開這座城市,我便喪失了“哈密市民”的身份;到2015年,我曾居住的那棟老屋被夷為平地,我在這個城市里已沒有了地理意義上的“家”。然而,就像孩子在夢中能看到母親的容貌般,那股對故鄉的熱愛之情卻一直都滾燙在我的心頭,并未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枯竭,相反,還越來越濃烈。

每一次返回故鄉都讓我心有所牽——那些潛藏在幽暗之處的記憶和經驗,像被陡然亮起的街燈所照耀,一下子讓我想起了過去的生活。那些久久難忘的細節無一不在暗示,其實,我和這片東疆大地,早已緊密地捆綁在了一起,血肉相連。這種濃情,根本不是一張身份證或一棟房子的消失可以取締的。

成年后,我終于有機會到達別的城市,乃至長居于別的城市,但我卻一直保持著一個小地方人的警惕——哈密人的警惕。好像我越是遠離故鄉(烏魯木齊、深圳、東莞離哈密越來越遠),越是要找回自己和那個綠洲小城間的關聯。重返哈密,一次又一次后,我終于發現這里才是我站穩的支點,是我維持平衡的源頭。這個小城,是我終生都要維護的根基所在。我以此解釋自己為何會不斷地寫作——“只要我還有疑問而又沒有答案,我就會繼續寫作”。我的世界是從哈密開始的。無論我走到哪里,這個地方都是我的史前史。我認識世界的最初模型,就是這個小綠洲。

不,寫在各種調查表上的籍貫和我沒有血肉相連的關系,哈密才是我記憶的原點。當我意識到出生地的特殊性時,終于明白,原來我出生在世界上最長的通商之路上,這里曾是東西方文化的交匯之點,在“海上絲綢之路”興盛之前,這里曾異常繁華。這里雖然面積不大但卻異常完整,為我的精神夯實了根基,讓我在日后的遷徙路途中,雖深感肉身之顛簸,卻并無精神上強烈的漂泊感。

城市和人一樣,都有其各自的個性。

如果要選擇一個詞語來形容哈密,我的直覺閃電般找到了它——“古道熱腸”。

哈密的外表十分具有沖擊力——藍得耀眼的天空,刺目的冰山,熾烈的陽光,浩瀚的沙漠——一切都那樣強烈。然而,這里卻充滿了悖論。各色人等匯聚于此,都會和一個意象劈面相逢——天堂與地獄的雙重組合。這里也有葡萄架,人們也會在葡萄架下唱歌跳舞,但這里的生活根本不是陶淵明、王維的“田園短歌”——這里的生活更加驚心動魄。在這里,綠色總被黃色夾擊著,一點點、一塊塊、一片片;在這里,河流很容易在荒漠中消失,車壞馬死則是常事;在這里,如果不攜帶水囊進入戈壁,人很快就會癱倒在地;在這里,牧羊人辨別方向,靠的是石堆路標(如果是三個石頭疊加,則表明前方有水、有路、有人家);在這里,只要有條坎兒井,就能在黃色海洋中浮起一座綠島。雖然一個島能看到另一個島的烽火狼煙,但中間卻是令心臟收放強烈的無人區!

只有到了這遙遠又遙遠的邊地,你才會明白那些慷慨激昂的《塞上曲》《涼州詞》《燕歌行》《伊州樂》因何誕生。這里也一直處于變化之中,但每一次的轉變都那樣突然。好像大漠是個舞臺,讓這里上演一出出戲劇,每一幕都有其各自的輪回,但總是被中心輻射出來的漣漪所牽。世事如此蒼茫,繁華轉頭成空。而人呢?無論背景如何變化,人都要憑借腔子里的這口熱氣活下去。于是,豪邁之情點燃了鮮血,人又一點點向前,去接近那個綠洲。終于,人看到了那些名字——柳樹泉、沙棗泉、一碗泉。嗨!他看到的哪里是泉,分明是生命的希望。

當我生活在哈密時,因年齡和見識所限,并未注意到這個事實——哈密,根本就是一個從傳奇之路上衍生出來的城市。哈密既不是古都、名邑和圣地,也不是重鎮、商埠和特區,它只是一個邊城,一個規模不大的邊地小城?;\罩在這里的氛圍,是一種揮之不去的肅殺味。且看東天山腳下的巴里坤草原,曾有過多少戰士橫刀立馬,揮戈上陣。這種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注定了哈密和紫禁城、上海灘、成都府的氣味截然不同。甚至,哈密和那些坐落在絲綢之路上的其他城市也大相徑庭——賈平凹糾結于“老西安”的歷史醇厚,布羅茨基念念不忘圣彼得堡的昨日輝煌,卡夫卡讓人們看到了布拉格浪漫之下的荒誕,帕慕克則固執地認為伊斯坦布爾是座“憂傷之城”,而讓卡爾維諾著迷的羅馬則被稱為“城市之王”——然而,這些特點都不屬于哈密。

哈密的地理位置是偏遠的。哈密因絲路古道而誕生,所以這個城市幾乎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都離海洋更遙遠。無論在漢、唐、清等時代被稱呼為何種名字,哈密的本質都是一個大漠驛站。如果說“古都”到處是可供尋覓的陳跡,可供流傳的故事,那么“古道”則被歷史的塵埃覆蓋,經常以斷壁殘垣的形象散落于邊緣之地——此“古”非彼“古”也。哈密是從長安出發后進入新疆的第一個綠洲,地方雖然小,但吞吐量卻極大。當它把來自東西南北方向、黃白黑棕膚色、貴賤賢愚身份的人吸納又吐出時,這里便彌漫著一股熱血沸騰、豪氣沖天的粗獷味。

古今中外,道路對人類文明的影響都很大。就拿哈密北部、伊吾與巴里坤來說,至少在清朝,它已經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域。通過這里的絲路古道,曾是支撐西域(新疆、中亞、衛拉特蒙古)政治格局的命脈。所以古道從來都是兵家必爭之地。而我也慢慢明白,甚至從漢朝開始,“向西部發展”就已成為中華民族和世界交往、和世界別的文明搭界的一個主要途徑。由此可見,西域文明從來是華夏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不是獨立的單元。

然而,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整個中國西部暗淡了下來。時至今日,大多數內地人對邊疆地區(新疆、西藏、云南、內蒙古)處于視而不見的狀態。當下的這個時代甚至有些害怕邊疆——因為不了解,索性就晾在一邊不理不睬。而通過輿論輻射出的大量信息,不斷強調邊疆就是“落后”——“邊疆”這個詞已淪為時代審美判斷的黑暗沼澤。事實上,中心城市的發展壯大是以犧牲邊疆及鄉村為代價的,然而,那些都市居民卻根本不愿意和粗獷、質樸有任何瓜葛,好像水永遠都流在管道中,面包永遠都擺在櫥窗里。城市和鄉村,中心和邊緣的對抗與陌生,正在與日俱增。

哈密的歷史是寒酸的。這里既沒有令人驚駭的個人發展史(不同于阿來筆下的《塵埃落定》),也沒有積淀深厚的家族史(亦不同于陳忠實筆下的《白鹿原》),更沒有各利益集團相互對抗撕扯的心靈史(也不同于帕斯捷爾納克筆下的《日瓦戈醫生》)。作為邊地小城,這里并沒有太多可炫耀的歷史事件,亦沒有太多影響社會的歷史人物(這也注定了我的寫作無法呈現更精彩的多樣化)。

作為絲路古道上的綠洲小城,哈密被忽視的命運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它也曾是東西方文化的交匯之地,但長期以來,它不僅被國人忽略,甚至已遺忘殆盡。人們將更多的關注投射到東南沿海,很少有耐心去側目邊疆地區,了解那里迥異的地理環境、別樣的生存狀態。

所幸的是,人們終于開始反思。當物質文明積累到一定程度時,人們并沒有獲得精神世界的豐富,于是,質疑的聲音越來越響——全球化難道就是全球的同質化?人們將如何繼續他們古老的生活方式?所幸,邊疆地區為這種反思保留了余地——在這個物質匱乏的地區,人們在精神層面上卻異常富有。時至今日,行走在哈密綠洲上,依然能感受到雄渾、蒼茫的神性,而這些氣息,都曾出現在李白、岑參和高適的詩歌中。

哈密始終處于邊緣地帶(如我),各項指標都無法進入中國城市排行榜(亦如我),這就是哈密的命運(亦如我作為作家的命運)。然而,隨著那句“吐魯番的葡萄哈密的瓜”,畢竟讓此地在浩瀚夜空里晶亮了一下。然而,我不得不艱澀地承認——是的,哈密是個小城市。在地圖上,它只占據了小小的一個點。但這樣的表述,是遠遠不夠的——在這個綠色小點的周圍,是大海般的黃色沙漠。

地理位置的偏遠注定了哈密生活的封閉性(到哪里去都那樣困難)。雖然這里的人們和別處一樣朝九晚五,但生活畢竟是簡單化的,和深圳、東莞的多元形成強烈對比。雖然哈密也有高樓大廈,但它還只是個具備了城市樣貌的大鄉村,處處散發著濃濃的土腥味。作為塞外小城的哈密,彌漫著一股獨屬于要塞的豪俠之氣,充滿了“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的特殊氛圍。作為西域古道上的襟喉之地,這里混雜了寬容精神、人道主義和英雄氣概等多種元素,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江湖義氣。電影《無人區》選哈密作為外景地,也許便是嗅到了這種味道。

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哈密人的特點皆拜此地的地理歷史所賜——因為生活在大漠、戈壁、荒灘和礫石間,這里的人知道作為人的局限性,也知道人和人之間是需要幫助才能共同生存的?;蛘?,哈密的封閉性就是它的開放性——正因為地處偏遠和交通不便,讓這座城市沒有遭遇更多城市文明的侵蝕,讓這個城市的市民沒有學會斤斤計較、精打細算,反而心胸開闊、爽朗頑健。

我頂不喜歡的一種說法是“詩和遠方”,好像——因為距離遙遠,某些東西就會被神化了。譬如:西藏、雪山、新疆、葡萄園。生活在內地的人充滿了嫉妒,好像“遠方的人”搭乘了綠皮火車去尋找詩意,而讓他們留在了“此地”,為生活瑣事所困擾。這種想法的基本姿態,是使“遠方”和“此地”對立起來,并且將“遠方”的位置作為前提條件加以固定,以此作為杠桿的支點,而將“此地”發生的事件進行徹底否定。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既讓大多數人對遠方處于癡傻的向往狀態,且不愿正視原地的現狀,亦不愿接納遠方的真實狀態。

若要想探尋“遠方”的意義,那么勢必不能將“遠方”無限地“對岸化”。說不定,打開遠方謎語的鑰匙,就埋在此地的日常生活中?!斑h方”絕不是純粹的他者或者費解的怪物,而是和此地的生活息息相關的有機部分。我終于明白,無論是葡萄園還是工業園,對我,都只是一個外在的場域,最重要的是如何面對自己的內心。如果寫作過多地依賴地域性的標志,就會讓作家變成一條寵物狗,脖頸上雖然沒有繩子,但精神上早已被馴服。

離開小島,游向更廣闊的天地——這是1993年時我最強烈的想法。

我在哈密的時候是個孤獨的小女孩。我的成績一般,考的大學也一般,而我這樣一個敏感而自卑的孩子,卻狂熱地愛著文學——此間,我已發表了不少詩歌和小說。那時我想,如果要在文學上有所成就,就一定要逃離這個“土氣”的家鄉。雖然對未來談不上有明確規劃,但我卻憑借敏感知悉,我出生的地方是狹隘的,這里的生活是簡單的,這里的可能性是有限的。如果我長居此地,那周圍的黃沙會像盾牌般,會處處限制我、阻礙我。很快,我便會在這個干旱之島上耗盡心力,變得和周圍的女孩一樣,眼神里充滿憂傷,結婚生子,陷入庸常。

于是1993年9月,我來到了烏魯木齊。這個城市的冬日令我大驚:那無止境的黑雪、結冰的道路、霧霾籠罩的天空。我第一次發現,原來哈密的陽光那樣珍貴。哈密簡直堪稱“陽光小城”:一年四季都陽光普照。我終于能站在一個遠距離的地方,回望自己的家鄉了。

但我已無法回家。我在烏魯木齊的痛苦不僅表現在生活的動蕩上(我不斷地搬家:小西門、幸福路、阿勒泰路、青年路、五星路),更表現在我沒有找到合適的寫作方式(這和我并沒有深入地了解自己及自己所處的環境有關)。當我試圖用當時流行于西部的那種雄厚的、陽剛的方式來創作時,總感覺調門不準,沒有寫到位。我能感知到自己的不足,試圖以閱讀來彌補,但是,我并不知道寫作中存在著的特異性、特定背景和特定文化,一定要以特定的方式來寫,而方式和方式之間是不能互換的。事實上,我從這個城市的很多作家那里都得不到指點,不是因為對方寫得差,而是我所擁有的素材和對方之間的差別太大。

有那樣一段時間,我是忘記了哈密的。我在痛苦的煎熬中,只盯著眼前瑣事,而無力讓心思脫離開焦躁。等2010年決定要離開烏魯木齊時,我感覺自己已平庸得無任何特點。這一年盛夏,我跌入廣東的大蒸籠里,大汗涔涔。我沒有辦法解釋我看到或體驗到的是什么,我只是越來越明白這一點——我和別人不一樣。我的身份證令銀行職員大驚:除了漢字外,還有一行蝌蚪般的小字。而此前,我從未注意到這個細節。在一次聚會中,當我拒絕“跳個舞”的建議時,周圍目光飽含質疑:你不是新疆人嗎?

離開哈密后,我便成了一個“游牧之人”——我一直處于一種無法歸屬的境地。即便現在,我已拿到廣東省的身份證,但我的心還是很難安置于某些團體中,我的寫作亦很難規劃進某些流派中。難道我的一生都將上演各個方向的“出埃及記”?難道世人對我的觀感總要停留在“遷徙者”的印象上?引發我在生活和寫作上“雙重逃逸”的原點又在哪里?

2010年秋我南遷廣東,徹底地與新疆告別。我在陌生之地顯得異常拘謹,因為這里處處都和我童年的記憶不相符。后來我來到工廠,和農民工接觸了之后,便把創作方向定位在這樣一群人身上。要知道,我一直是“農村戶口”,直至考上大學才變成“城市戶口”;而我在二十二歲之前居住的環境,一直是鄉村里一間有著葡萄樹的土屋。

從本質上來講,我不能算真正意義上的城市人(無論我多么會偽裝)。一個吃商品糧的女孩怎么能嫁給一個農村戶口的男人?這種奇跡只能出現在《平凡的世界》中。也許我從農民工的身上聞到了泥土的氣息,而這種味道于我是熟悉的。雖然我在故鄉的葡萄園已經被大面積改寫了,但我還是可以和別人在交談中,尋覓到童年的味道。我試圖讓自己通過創作振作起來。說到底,我不過是從葡萄架下走來的一個鄉下女孩。

在遠離哈密的地方,我變成了一個矛盾之人——我和哈密之間充滿了對抗的力量。因為此刻的我,既諳熟于它,又陌生于它。它既像胎兒般涌動于我的血脈里,又像少年般晃動在我的瞳孔之外?,F在的我,根本無法對它進行清晰塑型。我曾試圖像全知全能的敘述者,通過寫作來概述我和它的命運,然而,我一次次感到能力有限。我不得不接受這個現實——我是個從頭到尾都在困境中掙扎的作家,因為我并不知道該如何描述我的“開頭”(如果每個人都能清晰地廓清自己的史前史那該多好),所以,我根本無法控制我命運的走向,更無法安排我的結局。

偶爾的瞬間,我會想起哈密——如果當初沒有離開哈密,生活是否會更順當?我在濕熱的嶺南意識到,在我和故鄉之間,已樹立起一道巨大的鴻溝?,F在的我,屬于一個獨屬于自己的小社會,在這個小社會里,有著一整套獨屬于自己的禮儀。這個小社會既與故鄉斬斷了臍帶,又和身處之地沒有任何聯系。這個小社會的成員只有我們一家三口。

我無法解釋那強烈的寫作欲從何而來。也許當一個作家身處顛簸,他就不得不打開所有的細胞和知覺去思考,因為他要把所有器官都張開來獲取信息,他要自保要突圍,所以他會把生命的潛流給撞擊出來。也許正是我自己深受遷徙之苦,才會把目光投射到打工者身上。一個悶熱到喘不過氣的夜晚,我下決心要描述那些被稱為“農民工”的人。他們來自貧瘠的鄉村,是現代化與城市化的創造者和見證人,但卻承受著極大的社會不公。他們的存在已是必不可少,但他們卻總處于被忽視的狀態。經過六七年的時間,我最終完成了我的“工廠三部曲”:《工廠女孩》《工廠男孩》《工廠愛情》。

我居然扛了過來——在經歷了難以想象的采訪磨難,又經歷了夜以繼日的艱苦創作后,我居然真的扛了過來。是哈密人的執拗一直在支撐著我嗎?即便大多數的時候,我的行為都像個女版堂吉訶德,但我卻從未妥協。本來,我是那只生活在千百萬個蜂巢中的、可以被忽略的一個,但我卻用一種最私人、最隱秘的燃料——個人的熱望和決定,去書寫了另一群人的命運。因為這種書寫,我同時也改變了自己的命運——我變得堅強起來。

只有走過了千山萬水我才明白,故鄉的葡萄園于我,是一個精神襁褓。自1993年離開哈密,我的生活一直處于動蕩不安與危機四伏的狀態。那種“在路上”,時時都要面臨驚心動魄的生死較量的危機感,從來沒有離開過?;仡^凝望,我終于發現,其實我所成長的葡萄園,并非完全溫馨浪漫,反而充滿了黑色幽默。葡萄園的意義更為復雜,簡直一言難盡。事實上,葡萄園也是人類的觀察者。它和日月星光一樣,無處不有、無時不在地審視著人類的行為——人類的堅韌、人類的愚蠢、人類的殘忍。

故鄉不僅是養育我們的地方,還是一個情感對象——無論浪跡何處,總有一個坐標能告訴我們離家有多遠。甚至,故鄉還是一個神圣的地方。在遠古時代,人們喜歡“扎根”在一塊固定的土地上,認為這才是“理想生活”,而“放逐”是最壞的命運——這不僅剝奪了一個人維持生活的物質方式,還剝奪了他的宗教信仰。

我記得自己還是小女孩時,頂喜歡葡萄葉,因為它是染指甲所必備的東西。母親從鄰居家“要”了些海娜花,將花瓣在石臼里搗碎,和明礬混在一起,再一點點涂在我的指甲上,用洗干凈的葡萄葉包起來,再用馬蓮捆扎。那個十指上都包著葡萄葉的夜晚,我睡得極為不踏實,總是設想著第二天手指會變成怎么奇怪的模樣。鄰居們也到我家來“要”葡萄葉,不僅給家里的女孩包指甲,還在做年糕時細細地鋪上一層,再壓上洗干凈的石塊,等第二天早餐用刀一切,一塊一塊蘸上糖稀,味道奇美——米糕里混合著葡萄葉片的清香。

我記得自己曾詢問過母親,我家的葡萄樹是從哪里來的?母親回答,看到周圍維吾爾族的鄰居在院子里種葡萄,覺得又涼快又有水果吃,便問人家要了有三個芽眼、二尺多長的葡萄條,春天時插在院子里就活了。上世紀50年代末,我父母從甘肅天水地區甘谷縣大石鄉丁家坑窩村逃荒至新疆,落腳在哈密城郊鄉后,靠著自己的努力脫了一堆土坯,蓋起了一院房子,而葡萄樹是他們美化屋宇的工具。然而奇怪的是,為什么遷徙者(在臺灣被叫作“外省人”,在國外被叫作“移民”)總是像被神遺棄且詛咒的流亡一族,總是行為舉止像幽暗鬼魅,始終無法堂堂正正、大大方方地生活?這種感覺一直背負在我的肩頭,讓我在嶺南深夜醒來,總覺心頭一陣絞痛。

我對童年的記憶,大多都和葡萄有關。然而,等我向我的兒子描述我的童年時,總感萬分抱歉——我沒有一個有葡萄樹的院子給他。他沒有屬于自己的土地,哪怕是最寒酸最不起眼的土地。我常常設想的一個情景是,多年后,當我的兒子已到了中年或老年,某天的某個瞬間,兒子想起了他的母親,便從書架上取下一本書。雖然母親寫的是別人的事,但因為那是母親的手指在電腦上敲打出的字跡,他看著依舊很溫暖??粗粗?,他的眼窩里便蓄滿了泉水。

我的父母是那么喜歡我的兒子。奶奶忙不迭地做小衣服小鞋子,爺爺將孩子架在脖頸上在葡萄架下走來走去。孩子在河邊撿了些形狀好看的石子回家,爺爺便整整齊齊地擺在葡萄架下的墻角邊,誰也不讓動。夏天杏子樹結了果實,他們便攢下杏核,一個個砸開,洗干凈,裝在瓶子里托人帶給我,說給孩子吃。然而,我的兒子是柏油路的兒子,整日徘徊在平整流暢的街道上,在摩天大廈之間的空隙里鉆來鉆去。

我一直記得那一次的聚會。1993年的夏天,在葡萄架下我的小屋,我的同學們和我的一個女友相遇了。她剛從師范學校畢業等待分配工作。她的皮膚又薄又白,薄到青色血管隱約可見。她在水泥地面上即興舞蹈——像鄧肯那般的自由舞!她的長發和腰肢,她的自由和灑脫,給我的男同學們留下了烙鐵般的印象,以致多年后他們還在問:那個會跳舞的女孩呢?

二十多年后的某一天,我和姐姐走在路邊時,姐姐指著一個身影說:是她。我要不要沖上去和她見面?我猶豫了起來。姐姐說她還在某個單位工作(一個異??贪宓膯挝唬?。她那充滿舞蹈因子的身體,一直面對著世間最現實的事情:朝九晚五。我沒有勇氣去追那個身影,我充滿了羞愧。是的,我那樣無情,自己一個人拔腿就走,先是離開哈密,又離開烏魯木齊,去向更遠的地方,而她卻一直留在原地,一直留在那間有著水泥地面的小屋,那座被葡萄架覆蓋的黃土小屋中。是我盜用了她的人生嗎?她那輕盈的腳尖,被什么濁重的東西羈絆,一直無法挪動?

自1987年在《哈密文藝》發表處女作已過去了三十年,世界已改變了其原有的模樣。也許重返哈密,重新書寫故鄉,對我來說已是必然之事。就像福樓拜說“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那般,一直以來,我都隱匿于我的文字之后。然而,作家根本無法回避他的故鄉。也許不僅是對作家,甚至對于大多數不寫作的人來說,一生當中至少應該有一次反思,帶領我們檢視自己的出生地——我們何以出生在世界的這個角落?出生在這里是幸運還是不幸?我們應該抱怨還是接受?我們是否有能力展開自己的第二個人生?

2017年7月,漫步哈密街頭,重新看到葡萄架和白楊樹、坎兒井和東天山,我是激動的。我驚詫地發現很多柏油路此前從未見過,很多新的建筑群拔地而起,而高速列車從哈密至烏魯木齊只需三小時(此前為八小時)?;疖囌驹缫巡皇钱斈甑哪?,變身成一座現代化建筑。原本鄉村味十足的小城已有了濃郁的城市味,但我卻沒來由地相信,那份獨屬于這座城市的“古道熱腸”,應該沒有太大改變——因為這個城市的內核沒有太大改變,人們的心理基因也沒有太大改變。

我重新回到了故鄉,試圖重新體驗這座位于遼闊空間,有孤傲冰山守衛,充滿傳奇故事的城市。也許只有重新折回到根部,從沙漠的深處汲取力量,我才能真正理解這片“古老的土地”上所孕育出的那些奇跡,才能感知這個貌似荒涼的西北角,人們與自然及他人能和諧相處的秘密所在。我期待借助文字之河,重新走過故鄉的山山水水。路途中,我將與逝去的親人,以及我認識或不認識的家鄉人重逢。我將在耐心地聆聽后,寫下他們的故事。他們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他們就是另一個版本的我,替我在故鄉頑強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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