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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一座金碧輝煌的殿堂,人人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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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16.03.20

北大,一座金碧輝煌的殿堂,人人向往。

我在20歲那年,即1960年,曾報考了北大西方語言文學系西班牙語言文學專業,被錄取,步入了這座殿堂。不過,8月31日報到,10月19日離校,全部在校時間僅僅51天,實實在在是一場曇花一現的夢。

那么,夢境是怎樣的?為什么如此匆匆地結束了?

個中原委,唯獨我這個當事之人自己知曉。數十年轉眼過去了,我在父母、兄弟、親友、同學和妻子、兒女面前,雖然免不了偶爾流露過三言兩語;而完整的經過,以及事發當時的心路歷程,卻從未對任何人談起過:在前期,因為事關政治,多說一句,或許招來不必要的麻煩,所以盡量回避;在后期,由于人們思想認識的轉變,連我自己都覺得昔年在我身上所發生的一切是近乎離奇的,甚至是不可思議的,講出來也未必有人肯相信,那又何必去講呢,所以始終壓在心底。如今,七十多歲了,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苦于時光無法打發,有一天忽然心血來潮,把久已懶惰成性的腦細胞調動起來,翻找出了當年留存至今的北大夢。

北大開設西班牙語專業,1960年是首次。其前開設本專業的,在全國范圍內僅有上海外國語學院一家。由于上一年發生了古巴革命,社會主義陣營壯大了,古巴及整個拉丁美洲都是講西班牙語的,為了適應國際形勢的需要,北大的本專業遂應運而生。

其時建國剛剛過了10年,各項事業突飛猛進;而教育事業,1960年是在發展方面達到高峰的一年。為了迎接高峰的到來,國家對此早有思想準備。我所就讀的齊齊哈爾市第六中學,在1958年,即我初中畢業那一年,根據上級指示,對高一新生開設了速成班,二年制。據說全國范圍內有很多學校都是這樣做了的??s短學制,目的就是給1960年高校招生提供足夠的生源。我所在的學校分為文史、理工兩個班,據說外地有的高中還分了農林醫班。當年我是被保送升入高中的,因偏愛文科,主動要求在文科班學習。

1960年,全國有一大批新的高等學校上馬,原有的院校也紛紛增設了新的專業。我所知道的,齊齊哈爾市成立了齊齊哈爾大學,由市長高衡親自擔任校長;長春市成立了長春電影學院;北大增設了西班牙語專業(也許還有別的專業),中國科學院組建了心理學研究所,齊齊哈爾師范??茖W校開設了本科班,等等。

那一年,在參加全國統一考試之前,我報考了長春電影學院導演系。未果。

其后,我正常報名參加全國統考,志愿表上的第一志愿,便是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西班牙語言文學專業。北大,對文史班的畢業生來說,理所當然是首選(當時清華無文科);而專業,按照當時在自己心里的排列順序,第一是新聞,為了將來當一名記者;第二是中文,為了將來成為一名作家??墒?,新聞專業不對黑龍江招生;中文系呢,據估計,報考的人怕是多得擠破腦袋,不敢去攙和。選來選去,最終選定了西班牙語。

于是,一份超越了自身實有水平的志愿表填寫完成,并經過了班主任老師和學校領導的批準。其后,靜待考試日期到來。

當初在被保送升入高中的第一個學期,我因學習不知節制,患了神經衰弱,癥狀是注意力渙散、健忘、失眠。那個時代,治療本病的西藥有艾羅補汁,連續服了數瓶,又服了些中藥,算是維持住了;但跟初中階段比,對各科的學習,都感到空前的吃力,而且效果也大不如前。因是兩年畢業,時間短,好歹算是熬過來了;但對高考能否被錄取,卻是相當的悲觀;考了長春電影學院,并非是出于愛好,也非出于某種追求,根本想法是:有門就進,進去了,總比進不去隔在門外強。初戰去考一家名不見經傳的長春電影學院尚且敗北,再來報考全國一流的名牌北大,其實就是開玩笑般地撞大運了。

統一高考的日子終于到了。從考場出來,自己估算了一下各科的分數:俄語答的最好,僅是“工廠”一詞該用第五格卻用了第六格,最多被扣掉一分;古文翻譯題也回憶不起來有什么太大的失誤。作文,無比幸運的是完全移用了考長春電影學院時所寫的自主命題的那一篇,底子好,又經過了潤色,肯定不會失分。所不放心的是歷史,最不放心的是政治;政治卷子里有一些題,很可能是答非所問,分數肯定高不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在這樣的關鍵時刻,一分之差即可能決定命運;況且,一方面是北大,難;一方面是本專業招生人數太少,難上加難??偠灾?,自己覺得絕對是錄取無望了。

因是有這樣的陰影在籠罩著,為了換一換環境和調整一下心態,我回到離開了5年的故鄉黑龍江省明水縣崇德公社集發大隊,住在一個遠房族兄家。那時,農村實行的是人民公社制度,政治口號是“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我在學校里聽到的,都是“形勢一片大好,而且越來越好”;可是一回到故鄉農村,見到的卻是另一種景象:

首先是農民普遍吃不飽。

當時城鎮居民的口糧由國家統一供給,根據每個居民所從事的不同工種,規定了不同的定量,按月供應;而農村,則是根據所在生產隊的當年糧食產量,去掉上級規定的必須上繳的數額,余下的,本隊成年社員平均分配,兒童則按年齡分段分配。有的生產隊每人每天毛糧一斤,有的半斤;打糧少的生產隊,每人平均可能只有三兩二兩??偟那闆r是;絕大多數人家不夠吃。(毛糧:方言詞,指未去掉種皮的谷物。毛糧不能吃。約一斤毛糧能碾成或磨成八兩可吃的米或粉末。)

我的族兄家鍋臺上放著一個大鋁盆,里面盛放著焯好了的野菜,每頓摻在糧食里吃。彼時農村生態環境未遭到破壞,田野里的野菜倒也挖得到。不過,有一種野菜叫灰菜,學名藜。少數過敏體質的人吃了會引發植物日光性皮炎,中醫叫面游風,表現為面部發紅、腫脹、劇癢,嚴重的,兩只眼睛腫得睜不開。好在一般沒有太大的危險或嚴重后果,停吃后數日,便可自動恢復正常。當地的人都有這種體驗。不過,只要是體質不過敏,總還是免不了得吃。

再一個是勞動生產積極性極低。

生產隊實行工分制。只要是成年男人,無論體質強弱或年齡大小,無論干什么活兒,農忙時每人每天記10個工分,農閑時記8個工分。女社員一般不到集體田地里干活,偶爾有活干,工分另議。關于出工和收工的時間,規定雖然很明確,晚來,扣分;早走,扣分;但因都是鄉里鄉親的,低頭不見抬頭見,隊長礙于情面,很難認真執行??傊?,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這叫“大幫哄”。既然多勞不能多得,那還有誰肯去多費心、多出力呢?普遍是能糊弄就糊弄;本來用一兩天就可以干完的農活,干上三天四天;鏟地時花搭板兒帶冒鋤(方言詞,義為該鏟的地方鏟不到,把野草留下;該用力深鏟,卻輕輕地在地表一劃而過)。你這樣,我也這樣,反正是天塌大家死,過河有矬子。

三是因體制上的弊端,造成農村、農民的事無法可依,無章可循,必要的管理和監督措施幾乎為零。這就導致了大隊小隊的干部差不多是人人損公肥私;普通社員則盜竊集體財物成風,甚至覺得“不偷白不偷”。

我是在15歲那年隨家遷至齊齊哈爾市的。14歲之前,曾經親眼見過自家田里和鄰居家田里的莊稼長得怎么樣,親眼見過父親和鄰居們是怎樣起早貪黑干活的。我本人也曾親自干過,掰過苞米(即把成熟了的苞米穗子從稈上掰下來放在一起)、shào過毛嗑頭(shào:方言詞,有音無字。義為用專用的鐮刀削下,此詞單單用于對毛嗑頭。毛嗑:向日葵。毛嗑頭:向日葵的成熟果盤)、qiān過高粱(qiān:方言詞,有音無字。義為用刀削下,此詞單單用于對高粱穗);還代替母親送過貼晌飯。那時農民們干活,可以用“熱火朝天”來形容;而今天,我到麥田里看了,社員們割麥子,因糧食不夠吃,貼晌飯是徹底免了;每個人伸刀和收刀,都是慢騰騰的,有氣無力的樣子,可以叫“帶死不拉活”(方言詞,其義見于字面)。有的社員還把該割下來的麥子故意留著不割,在他身后不遠處就有他家的孩子在撿拾麥穗,裝進籃子里就歸了他家所有了。對于不好好干活跟糧食不夠吃二者之間所存在著的簡單因果關系,社員們人人都明白;可是,在那樣一種體制下,即便想要好好干、想讓糧食夠吃,縱然你有天大的本事,也無法施展出來??吹贸?,社員們是有抱怨情緒的,是有抵觸情緒的,只是他們誰都不說什么,默默地一天一天往前混。

那個時代的青年學生,其視野,以及對社會問題的觀察力和理解力,都跟今天的青年學生無法相比;共同的簡單、幼稚、盲從之外,更主要的是,他們從成年人那里學會了對消極面上的東西只能看,不能說。我本人呢,并非是在真空里長大的,也學會了“只能看,不能說”,并用這種態度來對待親眼見到的農村、農民問題;不過,心里在想:

“怎么會是這樣?”……

因是對高考錄取不抱希望,所以心情安穩地在故鄉住了一個多月。當時的通訊信條件極差,長途電話需到離村45里遠的縣城去打,不通公共汽車,連自行車都借不到,只能靠徒步;而郵信,齊齊哈爾至明水縣雖然直線距離連400里都不到,發一封信,有時卻要在一個多月后才能送達。所以即便心里著急,也沒用。約在8月20日前后,從家里過來一位親戚到故鄉,給我帶來了錄取通知書。

天哪,北大!

這是真真正正的喜出望外,雖然沒有像范進中舉那樣發瘋,可極度的高興心情確實是無法表述的。因是在族兄家,而不是在自己家,不便張揚,遂按捺住內心的喜悅,平靜地打點行裝,準備返家赴校。

可是天不作美,近三天來連續下雨。當年的黑龍江路況極差,不必說沒有瀝青路面和水泥路面,就連砂石路面也是難得一見的。土路連著土路,一里遠的路面上很可能有七八個大大小小的積水坑。路況如此,由明水縣通往乘火車回家所必經的安達火車站,平素雖然逐日有客運班車往來,卻是逢雨必停運,一停很可能就要連續個三天五天、甚至十天八天的。離規定的報到日期8月31日只剩下十多天了,不敢再等下去了。幸虧族兄幫我聯系到兩位同樣要經安達火車站外出的鄉親,三人結伴同行,徒步向安達站進發。天已經放晴,雖然路面不能通汽車,來來往往的人還是可以照常行走的。當天走了84里,投店住宿;次日下午遇到了一輛順路的空馬車,付了腳錢,順利到達了安達站。沿途公路兩側農田里的莊稼及在田里勞動的社員,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跟集發村一樣,高粱、苞米、谷子、大豆全是又矮又稀,雜草跟莊稼長得一般高。還有,按當時的耕作習慣,小麥在收割后一周之內,要用犁杖把麥壟豁開,使麥根外露,便于來年正常耕種,這叫“攪麥茬”??墒锹愤叺脑S多地塊里麥茬至今未攪,要么是因為缺少牲口,犁杖沒有牲口拉,沒有條件攪;要么是糊弄,能攪也不攪。三三兩兩在田里干活的社員,也都是有氣無力的樣子。相伴同行的鄉親中有一個人講,他的一家親戚就住在路邊這個村子里,這里比集發村還要窮,人多地少,從土改開始,一直底子薄,近兩年口糧僅是二三兩;更糟的是,上邊還硬往村里塞關里來的移民,不留也得留,有任務。他的那個親戚托他幫忙,想把家搬到集發村去,此刻他正給疏通著呢。我聽了,心里想:這不正是一句俗語所說的“屎窩挪到尿窩”嗎?農民真難哪!

當晚,登上三棵樹開往滿洲里的火車抵家。

家里人正焦急地等著我回來。母親已把我所需要的衣被準備好。父親每月工資79.5元,全家五口人,正常生活有保障,可是要供個大學生就有點兒難以招架了(當時各級各類學校一律不收學費)。母親一生有抽煙的嗜好,接到錄取通知書便把煙戒了,還把祖父在世時親手種下并已保存了七八年的優質煙葉賣掉,供我上學用。

當天晚上,我送走了來看望我的同學和親友,看著母親為我準備好了的行裝……

第二天開始,我馬不停蹄地辦理各種手續。連續三天,到畢業學校提檔案,到區團委換團關系,到派出所辦理戶口遷移證;最要緊的是去糧食局,一是辦理糧食關系一是領出100斤地方糧票。其中的50斤當即換成全國糧票(當時糧票分兩種:一種叫地方糧票,由各省市印發;一種叫全國糧票,由糧食部印發。地方糧票僅在本省市使用,到北京無效,必須兌換成全國糧票,兌換時須憑與進京有關的有效證件),隨身帶著;另50斤寄給老家的族兄。他家里糧食本來不夠吃,我卻在他家里住了一個多月、吃了一個多月。我自身的定量也有限,幫不了他;可是自己吃了的,不能不還給他。

辦理各種手續到處是綠燈。那個時代尚未出現“同學聚會”、“謝師宴”之類的名詞,更沒有這一類舉動。三五個同班同學見見面、告告別,于8月29日在齊齊哈爾火車站登上了去北京的直達旅客快車,獨自開始了人生之旅。

由齊齊哈爾進京的這趟列車途徑黑、吉、內蒙古、遼、冀五個省區(彼時天津尚未升格為直轄市,與唐山、石家莊等同歸河北省管轄。河北省會在保定市),恍惚記得共經25個小時到達終點。沿途鐵路兩旁的農田里莊稼同樣又矮又稀,雜草叢生;更不可思議的是,大約有五六個地方竟然有大片的平坦良田白白地荒置。此時的苞米已到了灌水期,由于身量矮,決定了穗子必??;而穗子小又決定了秋后的產量不可能高。北方農民是以苞米為主要口糧的,苞米歉收,決定了口糧分配必定有限,看來農民今年和明年吃上飽飯又是不大可能了。同樣不可思議的是,鐵路兩旁有多處苞米地竟然不起壟,矮矮的苞米就是生長在平平的地面上。農諺有“三鏟不如一趟”之句,說的是種地只有勤鏟勤趟才能多打糧食,而趟的作用遠遠超過了鏟。趟!趟!眼前的大片苞米不起壟,表明了這里連一“趟”都不曾做。這肯定不是因為種地的社員不懂得必須起壟和必須趟;而不起壟和不趟只能說明是在糊弄,自己糊弄自己。以上這些我看在眼里,心里想:一個農業大國,這么多主產糧食的省份,農業生產情況都是這樣糟,怎么能說是“形勢一片大好”呢?

車到北京,天已大黑。學校派來接新生的大卡車早已等在出站口外,新生們上滿了,開回學校,我被安排在39齋過夜,并被告知西語系新生在大餐廳報到。

次日,即8月31日,我起得很早。出了39齋,一路打聽著,同時觀看校園景色。北大,這就是我多年來魂牽夢繞的北大!我將在這里度過4年,然后正式踏上我的人生征途。萬事起頭難。今天開始的、很可能是決定著未來的第一步,我必須走好。

拐彎抹角到了大餐廳。工作人員遞過一本油印的新生名單,整個黑龍江省,全系只有我一名新生,學號6010037。很快把各項手續辦完,領到一份《新生注意事項》,同時領到了?;蘸涂瞻讓W生證,由本人貼上照片,填好后另找時間自行到學生科加蓋鋼印。從那一刻起,我成了北大的一名新成員。

下午,新生在系辦公室集合,由團總支書記孫坤榮宣布分班情況?;秀庇浀?,當時北大外語類共設俄語、西語、東語三個系,西語系分設英語、法語、德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五個專業。開學之初,西語系對二年級學生做了相應的調整。初次開設的西班牙語班未能招足名額,從別的專業撥過來4名二年級老生。會上,我被指定為西班牙語班班長和團支部委員。

散會后,由各班自行安排活動。我把全班16名同學帶到一塊草坪上,說了幾句見面話,相當于就職演說。具體內容全然記不得了,不過應該是有點激情的。解散后,班團支部書記ZJS同學走過來,拉住我的手,滿面笑容地說:

“你行,老王!”

那年我才20歲。Z同學是一名調干,是由別的專業撥過來的老生,估計已有二十五六歲了,習慣用“老”字來稱呼別人。我是第一次聽到有人用“老”字稱呼自己,倒也覺得很高興。(調干:當時從在職人員中抽調符合條件的中青年免試帶薪進入高校學習,這樣的學生叫“調干”。)

當晚,我按離家時母親的吩咐,給家里寫了信,報告了一路平安和今天發生的事。我仿佛看見了母親因知道我當了班長,高興得又拿起了放在身邊卻舍不得再抽的煙袋······

新生入學教育的第一項內容,是由系領導做形勢報告。報告結束,布置分班座談討論,并提出了一條要求:敞開思想,暢所欲言。

政治性的討論會是由團支部書記ZJS同學主持的,由另一名支部委員LLG同學做記錄。發言很踴躍,共同基調是國際國內形勢一片大好。但同時也聽得出,共同的傾向是未能敞開思想。憑了一股子敢為人先的沖動勁兒,我覺得自己是班長,又是團支部委員,方方面面都應該起帶頭作用;在第一次討論會上敞開思想了,除了帶頭作用,還可以使初到一起的同學們了解到咱是個坦誠的人,在日后的4年里,可以相互坦誠相待,營造出共同生活和學習所應有的良好環境。就是這樣的一閃念,我把自己先已定下的“只看不說”的原則完全丟在了腦后。輪到我發言時,以自己在故鄉和在旅途中觀察到的和感受到的屬于農村、農民的問題為依據,委婉地談了農民普遍吃不飽、勞動生產積極性低下、勞動報酬不合理等實際情況,其中還具體提到了我作為不生產糧食的城鎮里的居民,反而向生產糧食的農村郵寄糧票的事。發言的當時,腦袋里裝的單單是“敞開思想”,竟然意識不到這是在跟“形勢大好”唱反調。因為我的發言內容都是實實在在的,從同學們的目光和表情中可以看出,大家對我的發言感到新穎、有見地,也確實是敞開思想了,都饒有興趣地聽著。這一番暢所欲言大約持續了半小時才結束,做記錄的L同學把記錄本合上、把鋼筆帽擰緊、又輕輕地放在記錄本上,在這三個動作連續發出的瞬間,我在高中階段經歷過的一樁往事劈面襲來,使我不由得一陣緊張:

不好,我要惹禍!

當初在高中一年級時,學校組織學生按班級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活動,在一段時間內,把每天下午4節自習課集中起來學習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學習報紙和相關文件;然后同學們集體討論座談,每個同學都要結合實際,談心得體會,輪流發言。當時大規模的反右派斗爭已經結束了,但那些被定為右派分子的人都在被監督改造,失去了人身自由。我在初中階段,有位老師張善坤被打成右派,但我認為他是個好老師,語文課也講得好,很同情他,便以他為例,對反右派斗爭談了些不符合政治要求的看法,同時也涉及到了一些發生在身邊的屬于社會黑暗面的問題。座談發言是有專人記錄的,各班的記錄本一律交到學校團總支。其后有一天,我到團總支辦公室匯報工作,室內無人,看見桌子上擺放著的記錄本,我找到了本班的那一本,打開翻了翻,看見我的發言里一些不符合政治要求的話都被用紅筆畫上了橫線。一年多后,高中畢業時,紅線的作用得到了驗證:按學習成績,按在市報上發表短文、在市文聯征文時應征獲獎等社會活動給學校爭得榮譽的種種條件講,我在本年級里是公認的第一名;可是,上級撥給本校的一個留蘇預備生名額,學校分配給了其他班的一位同學;上級撥來的保送中國科學院心理學研究所的兩個名額,學校分配給了我班的另外兩名同學。無論分配給誰,學校必有它的道理;而沒有分配給我,據我分析,肯定是因為我在政治思想方面不夠純正,沒有做到政治掛帥思想領先,具體地說,應該跟記錄本上的紅線有關。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F在進入大學了,政治思想方面的要求當然要比中學更高;而剛才我的這一番高談闊論,已經記錄在案了,會不會影響到將來的畢業分配,甚至能不能影響到允許不允許畢業?難道這不是要惹禍嗎?

但,話已說出,無法挽回了,只能是下次注意了。內心里強烈地警告自己:以后一定得把嘴管??!

開學第二周,學校組織新生到農場勞動。

我對“勞動”二字向來是有感情的,14歲之前曾親自參加過,許多農活對我來說都不陌生;至于干活時的苦和累,我已經形成了一定的適應能力,起碼,跟一直生長在城市里的同學比,我在這方面的鍛煉還是有過的,甚至可以給全班同學做出表率。更主要的是,有機會跟當地社員交朋友,了解一些黑龍江以外的風土人情和生產生活情況,算是社會調查吧,可以給日后寫相關的文章積累點素材。這對在校學生來說,是個不可多得的好機會,所以內心里充滿了期待。

北大的農場在十三陵。學生們乘火車到昌平,然后徒步前往十三陵大隊的各小隊分散住宿,并在各小隊跟本隊社員一起勞動。離開昌平,一路上長長的隊伍可以叫做浩浩蕩蕩。西班牙語班是整個隊伍的一部分,就連專業課任課教師蒙復地先生和周鶼鶼先生(女)也排在隊內。我是班長,自應走在隊伍的外面。經過大紅門,路邊整齊排列著的石人、石馬、石獸,因是生平第一次見到,似乎內心里的某種空白得到了填補,心情十分高興,全然忘卻了前幾天在討論會上的發言,以及發言被記在了記錄本上的事;所想的是此刻的班長身份,是畢業后的去向,是前人所未有的生活方式,用“春風得意”來形容,很是恰當。因是得意,跨步也覺得格外輕松、格外高遠。當時有一首歌,歌詞的前兩句是“年輕的人哪,火熱的心”,但年輕人的心同時也是既容易沖動、又容易消沉的心······

西班牙語班住在獻陵村。生產隊長姓杜。這里的農村已經實行了食堂化,分飯不分糧,也就是說社員們的口糧不像黑龍江那樣分到各家;而是由生產隊統一保管,統一設立伙房,把飯菜做熟,再按定量分給社員。社員們除了生病或家里來了客人,經隊長批準才可以把糧食領回家去自己做著吃,平素都要到生產隊伙房里把飯菜打回家里吃。當天晚上,同學們拎著從學校帶來的自備餐具到伙房去領飯,一碗小米查子粥,稀稀的,里面摻著幾根蘿卜纓子,外帶一個小窩頭,一碟咸菜。跟社員同樣待遇,無論飯量大小,都是這么多。說“領飯”,是因為來勞動的學生免交伙食費(是否交糧票,記不得了),不知是由學校統一承擔,還是由生產隊贈送。我端著飯菜往住處走,心里想:“這里比黑龍江還嚴哪,連在自己家里做飯吃都不允許了。這個法子行嗎?”但我并沒有說出來。

次日早飯后下地干活。這一天的農活,當地叫做掏老玉米,就是把果實已經成熟了的玉米秸稈用镢頭連根刨出來。同學們分成數組。我是班長,自然是帶著一組跟杜隊長在一起干。來到田里,卻見社員們人人各自找各自的位置坐了下來,或是抽煙,或是聊天。這使我感到很奇怪,因為在黑龍江,社員們來到田里馬上就掄鋤掄刀,該干什么就干什么的;這里的人卻怎么這樣穩穩當當地坐著呢?過了一陣子,我實在是按捺不住了,就走到杜隊長面前催他:“杜隊長,咱們干吧!”杜隊長抹搭了我一眼,沒吭聲,照樣抽他的煙。身后一位同學把我拉到一邊,低聲說:“這叫地頭歇兒,是規矩?!豢啥嘧?!”這名同學是從別的專業撥過來的二年級老生,以前他來過這里,對這些,他懂。聽完,我不禁暗中吐了一下舌頭:“天哪,這哪里是什么‘規矩’,這明明是名正言順的怠工嘛!這種群體怠工的方法還真算高明,不知道是誰發明的,不過最好別讓黑龍江人學了去?!毕霘w想,我并沒有說出來。

地頭歇兒歇夠了,同學們跟在社員身后不緊不慢地干了起來。雖然跟社員們接觸還不滿一整天,我卻發現在他們心里跟學生之間似乎隔著一道看不見的墻,用“陌路人”來描述,毫不過分。而自己,開始干活的第一時間就遭到了杜隊長的白眼,這表明自己分明是“水土不服”了;再從觀察到的具體情況看,食堂化、統一提供的飯菜不能滿足正常人的需求、勞動積極性低下,這些現實問題都是我必須絕對回避的,“光看不說”的原則絕對不能改變。所以,我徹底放棄了臨來之前心里盤算過的交朋友的想法,也不再把自己當成可以跟杜隊長共同商討勞動事宜的班長了,一切都聽他的,他說干什么,我就照著做并轉達給同學們照著做;他不跟我說話,我也就離他遠遠的。還涉及到房東,作為班長,出于禮節,我應該到本班同學們分散住著的各家去跟房東見見面、說幾句客氣話的;在這種情況下,我沒有去過一家,就連自己的房東,直到離開,他姓什么、叫什么、長得什么模樣,我都不知道??傊?,當時的想法變成了:勞動就是勞動,例行公事,應付過去就算了。

就是這樣郁郁悶悶、不緊不慢地干了3天,老玉米掏完了。我無法知道兄弟班級的班長們在這3天里是怎樣跟同學相處的和做了哪些工作的;而我自己,為了“不說”,不去跟任何同學主動接觸;原先準備在同學中開展的鼓勵、引導、談心等工作自然是什么也沒做。

第四天是割黃豆。獻陵村的黃豆地就在長陵西側的圍墻之外,如果不是有圍墻隔著,犁杖真的就爬到朱棣的墳頂上了。在這里必須交代的是:半個世紀之前的長陵,可不是今天宏偉壯觀的樣子。憑記憶,圍墻倒也完好;不過由圍墻圈定的范圍遠沒有今天這樣大,不太可能是初建時的規模了。歲月滄桑500年,歷經了清朝和民國,遇到過無數次的戰亂和兵火,倒了重修,修了再倒,倒了再修,也是正常的事;一次比一次修得小,更是正常的事。圍墻的大門已經完全破損,門扇不知去向,只剩下幾根又高又粗的檀木門柱支撐著破爛的門樓,柱子上滿是又長又寬又深的裂紋。休息時,同學們跑進門里去觀看,僅在院子的東南角上有幾棵不高的小柏樹;西北角,是一座不算高大的孤墳,墳頂上的雜草剛剛被人割走,整個墳頭就像是男人們新近剃過、開始生出頭發茬子那樣的半光不禿的腦袋?!@里就是從南京遷都北京的明成祖朱棣的長眠之地。我默默地看著,因是對朱棣的生平知之甚少,故而反倒未能生出前幾天路過大紅門,看見石人、石馬、石獸時那樣的充滿新奇感的心情來。

割黃豆跟掏老玉米不一樣,因為成熟后的豆莢堅硬刺手,須戴一種特制的手套才能割。手套的樣子今已忘卻,只記得戴在手上很不舒服。悶著頭,跟在社員身后割了一天,傍晚收工時,有人領著同學們繞道經過了獻陵明樓??吹贸?,這是特意讓外地來的學生們參觀一下的。到今天,憑了記憶,長陵那時是光有圍墻,沒見到明樓,也許是在另一個地方,也許是已經消失;而獻陵,明樓基本上完好無損,圍墻卻是痕跡全無。明樓的墻外有臺階,拾級而上,到了陵的頂部。頂部很平坦,看不出是墳的樣子。我生長在松嫩平原上,從未見到過真正的山。此時站在高處舉目四望,遠山近山、高山矮山,若明若暗,若隱若現,跟從畫面上或照片上看山時的感受大不一樣。然而看著看著,突然跟幾分鐘前才離開的長陵糾結在一起了,一種古今興廢的感慨從心底里莫名其妙地生出來,心里煩亂得很,再也看不下去了,徑直走下臺階;邊走,馬致遠的小令不知不覺之中脫口而出:

“秦宮漢闕,

都做了衰草牛羊野。

······”

還未背完,身后突然傳來了一位中年人的聲音:

“你怎么還會背這個?”

我一驚,回頭望去,說話的人不是本地的社員,而是專業課任課老師蒙復地先生。他穿著一件黑色皮茄克,表情既不算嚴肅,又不算隨便;既像是無意中順口一問,又像是想要知道些什么,目光正注視著我。我一時之間有點手足無措了,趕忙回答:

“是我在小時候胡亂背會的?!?/p>

這樣回答,我真的沒有欺騙蒙老師。當初偽滿洲國統治東北14年,出版過一些書籍,父親保存下幾本,其中有一本叫《教師之友》,這首小令即出自該書。我因自幼有這方面的愛好,十二三歲時,凡是該書所收的詩詞差不多全都背會了;但,充其量只是胡亂背著玩的。背會了,沒有遺忘,卻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竟然在若干年后來到了這個可以看成是“秦宮漢闕”的地方;更想不到竟然會隨口背出來、又竟然被一個不該聽見的人聽見了。

我在回答蒙老師時,對“胡亂”二字是加重了語氣的,意在辯白我并非對消極頹廢的思想存有偏愛。但,當初在童年時背它,確確實實不懂得什么叫消極頹廢、什么叫積極向上;而此刻,20歲了,已經讀了10年書了(此處并非誤記。故鄉在土改時便廢除了私塾,1950年才由政府開辦公立學校。我入學時已10歲,一次跳級,一次逢到縮短學制,所以讀完高中僅用10年),再無“不懂”的道理了。其實,我早就意識到了消極頹廢思想已經在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影響著我,有時甚至有悲觀厭世的想法;小令在此時此地隨口背出,無論怎樣辯白,也逃脫不了古人所說的“言為心聲”;也就是說,早年的背,是“胡亂地背”;此時此地的背,的的確確是觸景生情,是消極頹廢思想的真實流露。這肯定是瞞不過蒙老師的。而被任課老師掌握了,其后果,比在討論會上的發言被記在記錄本上也許會更糟。

因怕蒙老師接下去再問些什么,我急走了幾步,遠離了他。此時本是沿著臺階向下而行的,腳步卻顯得十分沉重,跟前幾天路經大紅門時的輕松、高遠的步伐相比,腿變軟了。

嘴!又是這張可恨的嘴!說啊說啊,不停地說!在討論會上說,在杜隊長面前說,此刻又在蒙老師眼皮子底下背,難道一定得等到“禍從口出”那一天才不說嗎?

一個又悔又怕的夜晚,一個不眠的夜晚,一個開始撼動預想的人生之路的夜晚······

十一

預定的結束勞動的日期到了。前一天下午學校組織學生們到定陵地下宮殿參觀。

當時對定陵的發掘尚未竣工,出土文物遠未清理完,本不對外開放。只因對北大有特殊的照顧,這一年到此來勞動的新生得以先睹為快了。今仍記得的是,地宮入口處擺放著兩口盛滿香油的大瓷缸、皇帝和兩個皇后并排著的3口棺槨,以及皇帝尸體頭上戴著的殘存有幾莖頭發的金絲冠。在地宮里轉來轉去,一切都新奇,一切都凄涼,心情比在獻陵明樓上時還要煩亂。實在不能堅持著再看下去了,時間不長便退了出來。由于先已得到通知,同學們參觀完了可以自行返回住處,不必集體行動,我便一個人沿著崎嶇的山路,踽踽獨行。此時太陽已經偏西,因有不同位置的山頭映襯著,顯得比正午時分更大、更圓、更紅?!?!《三國演義》開篇詞《臨江仙》里的“青山”和“夕陽”,難道不恰恰指的是此地此時嗎?

說也奇怪,一經想到了《臨江仙》,頓時整首詞又像在獻陵明樓上背小令那樣脫口而出: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發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杯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盡付談笑中?!?/p>

因是獨自一人走在山間小路上,不怕再被認識的人聽到;加之上一次在獻陵明樓背小令被蒙老師打斷了興頭,此時竟是像反撲那樣放大聲音盡情地釋放著激情。嘴里背,心里想:

寫這首詞的人真正了不起,他把人世間古往今來的人和事看得如此透徹。定陵的主人萬歷皇帝,也許算得上是個英雄,也許算不上英雄,畢竟統治國家長達48年之久,繁華過后,最終被“淘”在這里數百年了,哪里還有什么“是非成敗”可言?而自己,一個不諳世事的初生之犢,幻想著追求前人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姑不論追求到或追求不到;即便追求到了,即便轟轟烈烈了,也逃不脫“轉頭空”、也逃不脫“盡付談笑中”。既然如此,那又何必日復一日、謹小慎微地去追求呢?

嚴格說來,此刻我已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上,轉折,只是遲早間的事了。

進村后,迎面遇見了杜隊長,彼此道別。

十二

回到學校的第二天,系里安排各班選舉正式班干部。我落選,本已是預料中的事。

接下去,正式開課。專業課很緊,蒙、周兩位印尼歸僑專業課教師十分認真,同學們也很努力。天不亮,宿舍附近的草坪上和角落里滿是背單詞的同學。而我,失眠已經多日了,頭腦里昏昏沉沉的,根本不起反應?;叵肫鹎皫啄暧浂碚Z單詞,用上三五遍就記住了;而現在背西班牙語單詞,十遍八遍也記不住。更主要的是,一直擔心著的二年前患過的神經衰弱復發了。支撐著,支撐著······

很快便到了國慶節。全校同學徒步到天安門廣場參加慶祝大會。在天安門城樓上就位的,除了黨和國家領導人,還有來訪的緬甸總理吳努和同來的高級將領奈溫。萬眾歡騰的場面至今不忘。因是一生中唯一一次在天安門廣場參加國慶慶祝大會,所以在這里無論如何也得記上一筆。

不久,中秋節到了。北京市對居民們每人供應半斤月餅。當時在北京平日是買不到月餅的。明月東升,我帶著月餅和水杯從宿舍出來,找一個無人來往的地方坐下。佳節思親,古今一理。我此刻所在的地方是北大,而就區位和心情而言,其實是王維詩的開頭一句:“獨在異鄉為異客”。關鍵在于一個“獨”字。本年進京的同班同學有三名:兩名在中國科學院心理學研究所,位置在端王府;一名在北京體育學院,離得都很遠,很難見上一面。本年所招收的新生,全西語系只有我一個人來自黑龍江,連鄉音都聽不見。20歲,第一次離家數千里,面對著的是一個個陌生的面孔,寂寞孤獨是可想而知的。更要緊的是,班長落選,這表明了必須走好的第一步先已實實在在地跌了個大跟頭,用“雪上加霜”來形容,絕非夸張。但,如同一句俗語所說的,自己的夢還得自己圓,生活還得繼續。我望著天上高懸著的明月,想念著遠方的親人,品嘗著從未吃到過的北京月餅心里很不好受……剛剛邁進大學大門一個多月,討論會上不符合政治要求的發言已經被記錄在案了,消極頹廢思想也已經暴露給任課老師了,班長落選很可能就是此二者的直接后果??谶^倘若到此為止,倒也罷了;可是,怎么能夠保得住日后的什么時間、什么地點、什么緣由,不去再一次、再兩次、再三次地胡咧咧些什么呢?

記起當初在高中階段,學校里有個教工叫劉克恭,聽說是安徽某大學的學生,恃才傲物,尚未畢業,因為說了些被認為是離經叛道的話,被定為右派分子,遣送來黑龍江,又安排在我校當教工。臟活、累活由他全包下來自不必說,還要不定時地接受學生們的批判和斗爭。某年暑假,在興修水利的工地上,我親見校宣傳隊抬著小黑板流動宣傳,上面寫的是:

“右派分子劉克恭,手扶鐵鍬磨洋工······”

大學不是中學了,對每個學生所應具有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表現自然要有更高的要求。站在客觀的角度講,自己在討論會上的發言、在獻陵明樓上背誦“衰草牛羊野”,無論讓誰來評判,都夠得上“上綱上線”了。有了這兩件事墊底,此后如果再稍有錯步,會不會成為劉克恭第二?

還有,父母供養我到20歲,而今又節衣縮食供我念大學,萬一我畢不了業,或者畢業后去被監督改造,那時我將如何面對家人?

······

月亮在西沉。遠處傳來了同學們的說話聲和歡笑聲,早就過了就寢時間,該回宿舍了。幾秒鐘之內,我把思路停了下來,轉而回想到,初中畢業那年齊齊哈爾市成立了中醫學校,父親主張我去學中醫,被我拒絕了?,F在,既然追求前人所未有的生活方式面臨著艱難險阻;那么,就像古人所說的“不為良相,當為良醫”吧。最終決心下定,站起身來,自己對自己說:

“到此為止,換路!”

回到宿舍,蒙頭便睡。第二天找到了因病休息的班主任周鶼鶼老師家,遞交了休學申請書,理由是:神經衰弱復發。

十三

北大,絕不是誰想要來誰都來得了的地方,同時也不是誰想走誰就可以隨便離開的地方。辦理因病休學必須提交疾病診斷書。我到了當時北大的公費醫療定點醫院——北京醫學院附屬第三醫院,簡稱北醫三院,以前曾來這里就診過數次,專職的公費醫療門診醫生給我開過都梁丸和清腦丸,都是該院自制的治療神經衰弱的中成藥;但這次我請他給開診斷書,他顯得很慎重,眼睛注視著我,說:“你自述病史是在高中時就發病了,那你怎么還能考上北大呢?這有些不正常,診斷書我不能給你出?!痹贌o商量的余地了,當晚我給父親打了長途電話,告知了我的決定。父親先是堅決不同意,后來聽我說到班長被選掉了,憑著他老人家的政治敏感性,不再反對了;次日到我前幾年就診過的醫院討來了病例,專函給我寄來。我交到系里,系里按當時的規定,以保留學籍一年論,批準我離校;并告知我,一年后經本人申請,再經體檢合格,可以復學。

當天上午,我把離校的手續全部辦完。來時帶來的,除去錄取通知書,都得帶回去。我先已約好了一位高中時的同學,他來幫助我把行李收拾好,再代我到火車站買票并托運行李。晚8時左右,同寢室的同學們都去上自習了,我把寢室的地面徹底掃了一遍,把由每個同學自行保管的開寢室門的鑰匙放在顯眼的地方,鎖好寢室門,走出樓門,前后左右最后一次望了望。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一切都得從頭開始,心里無限悵惘,低聲說了句:“別了,北大!”出東校門直奔火車站。時間是1960年10月19日。


選自2015年3期《伊金霍洛》


作者地址:濟寧市任城區州后街6號樓1單元601室

電話:15553777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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